巴比罗利的罗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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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1935年10月，声名显赫的小提琴演奏家阿道夫·布什正率领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四重奏团录制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在第一协奏曲里面，有一段小提琴与双簧管合作的极其优美的柔板。令人惊讶的是，与布什合作的是一位年仅24岁刚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年轻姑娘，她就是伊芙琳·罗丝维尔。


伦敦，1981年5月，为了纪念巴比罗利诞辰70周年，在原始人俱乐部——这个巴比罗利35年前经常宴请宾客的地方——举办了盛大的纪念宴会，此时的罗丝维尔作为巴比罗利夫人应邀出席。宴会上，她那机智诙谐的发言征服了所有来宾，大家都在窃窃私语：“上帝呀，她简直是天上的女神！”


巴比罗利夫人现在定居于伦敦的汉普斯特区，天天醉心于修饰她那美丽的花园。尽管目前她已经是英国最著名的双簧管演奏家了，但是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交给双簧管。现在，当我们提起伊芙琳·巴比罗利的时候，每一个熟悉她的人都会想起许多有关她的轶闻。但实际上，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她的婚姻。在音乐界，好象没有谁比她和巴比罗利的婚姻更幸福的——一个是来自牛津郡秀外慧中的才女，另一个是雅量高致的指挥兼大提琴演奏家，更何况他们还是不折不扣的老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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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芙琳·罗丝维尔于一战前夜出生于威灵福德，她的父亲是当地的名流，比她母亲大26岁。在谈到当时日子时，她回忆道：“在当时，男性在确认自己能够支撑起一个家庭之前是不会成家的。我的父亲对音乐没有丝毫兴趣，但是我母亲却始终以一种英国式的方式深爱着音乐，例如在圣诞节唱颂歌等。那时，我被送到纽伯利附近的一所学校去上学，那所学校的女校长名叫奥利弗·维莉丝，她对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挚爱。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吹奏双簧管并深深地爱上了它。”


巴比罗利的纪念宴会逐渐进入高潮，伊芙琳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岁月，她向我们讲起了她小时侯那段尽人皆知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好象从来没有喝醉过酒。我的父亲在本地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品评红葡萄酒的行家，他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坚信葡萄酒对小孩子大有裨益。因此我从4岁就开始喝酒了，当然酒是掺了水的。随着我一天天长大，酒里面掺的水越来越少。我现在想起了我们家客厅里那个放满了美酒的大酒柜，虽然我们可以随意痛饮，但我的确从来没有喝醉过。”


伊芙琳接着告诉我们，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作出决定，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这无比美妙的音乐。“那时姑妈告诉我，帕尔莫家族每年都向皇家音乐学院提供奖学金，但对我来说这似乎有点可望而不可及，毕竟在当时我学习吹奏双簧管还只有6个月的时间。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修·艾仑爵士却授予了我这一荣誉，并且他还告诉我这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我能够继续努力并达到他的严格要求的话，我还有机会获得学院的奖励。”


在二战爆发以前，伦敦有许多小型的管弦乐团。伊芙琳回忆道：“我想我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商业事务的。那些著名的演奏家例如莱昂·古森斯就不用亲自插手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只是偶尔出面做一下协调和管理，绝大多数时候都会有代理人替他们打点一切。当托伯在伦敦举行音乐会时，我得到了一份担任第二双簧管手的合同，上面规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得担任乐队的首席双簧管手。就是在这次演出中我认识了约翰·巴比罗利。当时彼得·巴比罗利和我同台演出，我猜一定是他告诉了约翰有关我的一些事情。我记得当时收到了一张纸条，由于字迹特别潦草，我把落款读成了‘John Barkworth’，现在想想那一定应该是‘John Barbirolli’，——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柯芬园管弦乐团中的一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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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巴比罗利面对罗丝维尔曾经两次坠入情网，先是爱上了这位清丽绝俗的姑娘，然后又爱上了她那优美动听的音乐。巴比罗利在哥德堡向罗丝维尔求婚，当时她的演奏技法已经得到了著名指挥弗里茨·布什的肯定。当时约翰·克里斯蒂突发奇想，请许多歌剧爱好者来感受一下维多利亚式的生活，晚上就邀请大家在他萨西克斯郡的乡间别墅里欣赏莫扎特。


伊芙琳回忆说：“那时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实际上没什么人到场，除了几个约翰·克里斯蒂的朋友和一些批评家。那时大家可以仔细地品评一下从整个乐季里面挑选出来的一些精品。我记得约翰·克里斯蒂常穿着自己的皮短裤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夫人欧瑞忙着招待大家，而且她有时还亲自参加歌剧的演出。她算不上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歌唱家，布什在这一点上对她也毫不客气。但是欧瑞夫人对音乐的感情是那么的深，而且她也有勇气去面对任何挑战。只要一登上舞台，她就变得容光焕发，她扮演的唐·璜中的塞琳娜和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苏珊娜简直棒极了。那时我们在演戏中间要留出很长一段时间吃晚餐，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开车跑到白鹿山庄去。我现在很难想象在饱餐了那么多美味的烧烤和布丁之后，我们是怎样演好下半场的，也许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还都特别年轻吧！


“那时我们都非常崇拜布什，他在工作的时候与舞台监督艾伯特配合得非常好。每次排练我们都要参加。如果说布什在艺术上有什么瑕疵的话，我认为他在合唱部分的处理总是有些偏快，我想这是因为他受托斯卡尼尼的影响太深了。因为太快，我们在发卷舌音的时候就象是一群抢着说话的小疯子。不过在他身上总有一种风趣诙谐的迷人气质，所以我们对这些事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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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罗利和罗丝维尔于1939年7月喜结良缘。在谈到这件事时，伊芙琳说：“一开始我父亲对这桩婚事肯定不太满意，约翰不仅是个离过婚的天主教徒，而且他的名子听起来还象个外国人。但很快我父亲就打心眼儿里喜欢上了约翰。”


1936年，纽约爱乐乐团突然宣布巴比罗利将接替托斯卡尼尼担任乐团的首席指挥。其实这件事情中间有很多耐人寻味之处，纽约爱乐乐团无疑是想找一位比托斯卡尼尼更容易相处的继任者，因此乐团经理亚瑟·杰森没有考虑那些声名显赫的指挥家，而是选择了巴比罗利。为这件事，当时大名鼎鼎的托玛斯·比彻姆爵士还给乐团的董事会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表达了自己对“选择巴比罗利担任首席指挥”的不可理解。但是，托斯卡尼尼也没有就此离开纽约，他应邀担任了刚刚成立的NBC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
伊芙琳说：“约翰（巴比罗利）的父亲在国外旅行时，曾经凑巧和托斯卡尼尼住在同一个房间，他可是托斯卡尼尼的忠实乐迷。但我想托斯卡尼尼背地里一定想看到在自己走后纽约爱乐乐团一蹶不振。在1941年的一天，约翰突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我过去真是个混蛋！你现在也已经结婚了，我们大家都是朋友，还是找个机会见见面吧。’我们找了个时间一起共进晚餐，当时托斯卡尼尼非常和善，而且魅力十足，但他总是让人感觉市井味儿稍浓了点。谁都承认在艺术上，托斯卡尼尼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但大家都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彩排的时候他总是要发上一通脾气，在指挥台上又叫又跳呢？最后，在某个星期六的早上约翰和托斯卡尼尼还是不欢而散。原因是如果和托斯卡尼尼在一起，你不仅要不停地赞扬他还要贬低他的竞争者。约翰本来已经忍耐了很长时间，但在那天早晨，当托斯卡尼尼开始贬损布鲁诺·瓦尔特的时候，约翰终于无法忍受，只得拂袖而去。


“约翰在纽约爱乐乐团一直干到1943年。我们交不起违约金，所以只能等到合约期满后才离开纽约回到英国。在1942年约翰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英国之旅。第二年，我们决心回英国定居。我们先乘坐中立国的邮轮抵达里斯本，然后再从里斯本飞往曼彻斯特。由于德军的威胁，约翰对回到英国几乎不再抱什么希望。但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著名影星雷斯利·霍华德突然决定在里斯本留下来，因此我们得以提前登上了飞往曼彻斯特的航班。我们太幸运了，我们本应乘坐的后面那趟航班被德军击落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怕，特别是那架飞机上有许多我们在去里斯本的船上认识的新朋友，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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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巴比罗利性格中也有抑郁的一面，这一点只有伊芙琳知道得最清楚：“当他情绪低落或是失去信心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在约翰很年轻的时候他非常希望能够经常聆听埃尔加的教诲，但是他在面对这位大师的时候又总是手足无措，说真的，他那个时候实在是太害羞了。有一次在慕尼黑，我们说起了他的心脏病，你知道，他的心脏病不算很严重，但是约翰却神情黯然地说自己决不能死在舞台上。感谢上帝宽恕他说这样不吉利的话。约翰最后一次登台指挥是在King’s Lynn音乐节，上演的是埃尔加的第一交响曲。意大利的Intaglio公司本来已经出版了这张记录着约翰最后表演的CD，但由于一些法律上的原因又不得不把CD收回了，这真是太令人遗憾了。”


在巴比罗利去世时，伊芙琳对以后怎样生活没有做任何心理准备。一开始，她为迈克尔·肯尼迪四处收集素材，准备为心爱的丈夫写一本书。后来，她曾经再次登台演出，也曾经笔耕不辍，直到晚年她才定居伦敦得以精心呵护她那美丽的花园。她的一生似乎都在不停的漂泊中度过。“也许我命中注定要四处漂泊，”伊芙琳说道，“而我也一直向往着这种生活。现在我又渐渐喜欢上了欧洲，我想我没什么机会再次游历近东和远东了。我最长的一次旅程就是那次途经香港、泰国，最后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我还有幸成为了一次庭审中陪审团中的一员。除了我，那五位陪审团成员都是男性，而且他们还都不说英语，而且还没有翻译。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最关心的不是那次裁决，而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能否拿到奖学金。我非常感谢他们最后请我发言，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在回英国的途中，我还在印度逗留了一段时间。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错过幸运女神带给我的每一次机会。”

kiko

巴比罗利,这位有着意大利血统的英国指挥家,是我非常喜欢的几位指挥家之一,可惜和克莱伯一样,录制的唱片太少了